庆历三年（1043）三月的一天，朝堂上一片安静而紧张的气氛，担任了十几年宰相的吕夷简终于退位了，仁宗皇帝要对宰辅大臣进行调整，官员们都在侧耳倾听。当宣布夏竦（985-1051）为枢密使的时候，人群中出现了一丝压抑的混乱，一些人开始互相使眼色。
第二天，仁宗就收到了一堆弹劾夏竦的奏章，内容无非是历数夏竦的各种罪状，比如品行不端，家风不严，勾结内侍，无所作为等，目的都是阻止夏竦回京担任枢密使。
仁宗不想看这些奏章，夏竦是什么人他很清楚。年过半百的老人，为了替他分忧，毅然前往战区，几年下来，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仁宗心疼自己的旧人，现在战争快结束了，别人能回来，为什么就他不行？
面对攻击夏竦的言论，仁宗准备装聋作哑，可言官们不肯善罢甘休。御史中丞王拱辰当面跟仁宗说起这件事，仁宗很抵触，王拱辰无视仁宗的情绪，依然大声进谏，仁宗生气地站起身就想走，王拱辰见皇帝要走，赶紧扑过去，一把抓住皇帝的腰带，一定让他听完。
仁宗无奈地长叹一口气，枯坐半天，然后命人写了一份撤销夏竦担任枢密使的公文，并将言官们反对他的奏章一并封好，派人送给夏竦。
在很多官员眼中，夏竦就是个奸邪小人，但仁宗皇帝就是信任他，反复重用他，是官员们对夏竦有成见，还是仁宗就是个“亲小人”的昏君呢？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篇《久藉才德帖》，写信人是王素（1007-1073）。信上没有写收信人的信息，也没有任何史料提到过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谁，但是联系信的内容、背景以及夏竦的经历和性格特点，可以推定这封信大概率就是写给夏竦的，本篇就借助这封信来讲讲夏竦的故事。
（宋）王素《久藉才德帖》，纵29厘米，横29.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封敏感信
这封信内容如下：
素再拜启。
“素”就是王素。
陕右久藉才德，宣布天子之惠，一方安肃，实解朝廷西顾之忧。
您长期在陕西地区宣扬天子的恩惠，仰仗您的才华和品德，那里一片安宁，确实帮朝廷缓解了西边的忧虑。
然偶淹使麾，舆议甚郁，想进用之命，不出旦夕。
然而您在外领军已久，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料想很快就会对您提拔重用。
伏冀宽以处之。
还望您宽心等待。
前迓宠数，少慰门人之望，幸甚幸甚！
您之前得到许多天子的恩宠，都是学生一直盼望的，学生深感安慰和荣幸。
素再拜。
按正常的书信礼仪，“再拜”后面应该是收信人的称呼，可是王素没有写。
王素自称“门人”，说明收信人是他的老师或类似老师的关系，按理王素不应该省略收信人的称呼，那为何没写呢？这可能跟信的内容有关。信里写的是关于收信人何时能回京并升官的事，这是一件比较私密和敏感的事，可能为了防止被别人看到，就没写收信人称呼，也可能是在收藏过程中故意把收信人信息裁剪掉了。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是收信人之前向王素打听自己何时能调回京城，王素才给他回了这封信。为什么收信人会向王素打听消息，王素的身份有什么特殊吗？
王素的身份还真不一般，他是妥妥的豪门巨族，从出生到去世，跟很多宰相有扯不清的关系。他的父亲王旦是真宗朝的宰相，他的大姐夫韩亿是仁宗朝的副宰相，他的二姐夫是副宰相苏易简的儿子，他的三姐夫是宰相范质的孙子范令孙，他的四姐夫是仁宗朝权势最大的宰相吕夷简的儿子，他的嫂子是吕夷简的女儿，就连王素的墓志铭都是神宗朝宰相王珪帮他写的。所以，说王素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一点也不过分。此外，王素写这封信时，正担任谏官，对朝廷上下一切动态都能掌握。
王素这封信的内容正好可以和开头的故事联系起来。夏竦在陕西战区做过领导，他跟王素打探朝中人事动态，王素告诉他很快就会将他调回京城，不久之后果然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只是很快又被罢免了，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如果了解了夏竦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再来看这封信，就更容易联想到夏竦了。
天赋才华
夏竦是江州德安县（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出生于宋太宗时期，比范仲淹（989-1052）年长4岁，比范仲淹早去世一年。夏竦没有值得炫耀的家族背景，他的父亲是一名军阶很低的军官，夏竦从小就被父亲带到京城开封，一直在开封长大。后来夏竦的父亲牺牲于抵御辽国南侵的战场上，朝廷为了抚恤夏家，就将夏竦录用为丹阳县主簿，成为一名掌管文书的小官。
朝廷不过是想给烈士的后代发一份赖以活命的薪水，但夏竦天生就不是一个靠微簿薪水活命的人，因为上天赋予他一个聪明的大脑和一份积极进取的野心。
在夏竦的“命运交响乐”中，天赋才华是支撑整个乐章的主题。夏竦不仅聪明，还勤奋好学，在那个学术不分专业的时代，夏竦是一个通才，经史百家、诗文词赋、阴阳律历、儒释道学等，他都学有所成。此外，他还对一些冷门学术，比如古文字学颇有研究，经常深更半夜还在身体上描字。
在夏竦的诸多才能中，真正能让他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夏竦是一个深通文字修饰的文学家，擅长写各种文体，比如诗歌，且看他写的《延试》：
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
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
这首诗将士子廷试时的激动心情和挥毫如雨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又比如宋词，且看他填的《鹧鸪天》：
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
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
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
这首词将女子不忍郎君奔赴战场的情绪写得非常生动和饱满。
除诗词之外，夏竦还精通赋体文、颂体文、铭文等。可以说，夏竦对于古典韵文的把握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他也习惯于在日常写作中发挥这方面的优长。所以，在他写给别人的拜谒文或写给朝廷的各种公文中，经常有成段的四六韵文，读起来很有文学的愉悦感。
夏竦对自己的才学是有清醒认识的，对自己的未来也是有设想的，他不满足于当一名浅斟低酌、春恨秋悲的普通文人，而是要做一个有成就的官员。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跨过一个基本的门槛——科举考试。虽然夏竦因为烈士家属的身份而获得了“公务员”身份，但只凭这种恩荫是很难往上爬的，所以他参加了朝廷的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在“统考”之外举办的选拔特殊人才的考试，有不同的科目来选拔不同的人才。夏竦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并获得优异成绩，这为他后来的仕途赢得了一项十分重要的资历。
拿到“学历证书”的夏竦并没有要求别人仰望他的才学，也没有坐等朝廷给他高官厚䘵，而是奋笔疾书，向那些能给自己提供帮助的官员献上各种词章。先是知州，再是转运使，接着是权臣，最终他将自己的文章送到了真宗皇帝手中。他用策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用古雅典丽的词章展示他在文学上的造诣，那些受到吹捧的高级读者面对夏竦真诚的叩拜之心，实在无法拒绝。
没有任何家族资源可用的夏竦，就这样打通了通向权力中心的道路。他先后结识了一系列权倾一时的人物，比如真宗朝的大奸臣王钦若。王钦若非常器重夏竦，将夏竦的才能运用得恰到好处。那时候真宗皇帝一方面想继承太宗皇帝的遗志，继续整理全国图书，另一方面又想将道教文化发扬光大。夏竦就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才能，在王钦若的领导下，协助整理了很多图书。同时夏竦又摸准了真宗皇帝的心思，写了很多神仙瑞应的诗文。
说到此处，可以拿林逋来作对比。林逋没有考取进士，但是他有才学，真宗皇帝大搞封禅活动时，朋友们劝林逋也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诗文献上去，说不定也能得个一官半职，但林逋耻于逢迎，没有写，夏竦的行为跟林逋正好相反。
夏竦还结识了真宗朝的宰相王旦，也就是王素的父亲。夏竦抓住机会极力讨好这位大权在握的人物，王旦也确实被夏竦的才气给惊到了，就将学识丰富、才华过人、头脑机敏的夏竦安排到了资善堂。
资善堂是什么地方？那是真宗皇帝给皇子设立的学堂，夏竦被安排到那里教书。就这样，夏竦凭借自己的才学和肯弯腰肯低头且敢于向上爬的野心，从一个基层小官爬到了皇帝面前，还当了未来皇帝的老师，从而也找到了他后半生最大的靠山。
夏竦在大约30岁时进入资善堂任教，那时仁宗赵祯才4岁左右，王素7岁左右。虽然没有王素拜夏竦为师的确切证据，但王旦都安排夏竦给皇子当老师了，那让自己的儿子也拜夏竦为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王素在《久藉才徳帖》中自称“门人”，那收信人是夏竦的可能性又多了一层。
真宗晚年时身体不行了，就立赵祯为太子，由皇后刘娥代理朝政。处理朝政的场所也改为了资善堂，太子赵祯开始学习如何处理朝政，而夏竦也跟着升官，担任了同修起居注，后来又担任知制诰，成为了皇帝信任的近臣。
仕途波折
搭上了皇帝和宰相的关系，夏竦的仕途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并没有。比如有一回夏竦被贬出去了，并不是因为工作原因，而是家里后院起火了。
夏竦的夫人杨氏跟小妾争风吃醋，杨氏的母亲和夏竦的母亲也互相掐起来了，杨老太太不嫌事大，竟告到开封府去了。身为朝廷大臣，家都治不好，怎么能治国，还是先到外地去反省一下吧，夏竦就这样被放出了朝廷。
夏竦是非常不愿意去外地工作的，为了能重回朝廷，他就紧紧攀附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以及宰相王钦若。有他们撑腰，夏竦又回到京城，逐渐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不仅重新担任知制诰，后续又担任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朝廷要职。
得势的夏竦开始显露出一名无行文人的骄傲本色，在他眼里，只有太后和宰相，就连没有亲政的小皇帝有时还要被他使一下性子，别的人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这为夏竦攒了不少恶缘。当王钦若和太后去世后，那些早就对他不满的人开始在亲政的仁宗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夏竦就又被外放出去了。
被抛弃的夏竦不甘心，他几乎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回到朝廷。可是，要修复好与仁宗皇帝的关系，并且压制住那些在皇帝身边讲他坏话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夏竦用了君子不齿但很管用的一招，那就是勾结内侍。有内侍在仁宗耳边吹风，仁宗的频道终于给调回来了，夏竦又成了仁宗值得信赖的“东宫旧人”。仁宗还突然发现，夏竦在官场上没朋友，仁宗就喜欢这样不拉帮结派的人。当时很多人都匍匐在权相吕夷简的脚下，但夏竦居然还敢跟吕夷简对着干，仁宗就开始留意起这个东宫旧人来。
在积极经营了差不多五年后，夏竦终于又被调回京城，担任三司使。接到皇帝诏命的夏竦无比开心，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谢授三司使表》。在这份例行公事的公文里，夏竦可没有例行公事，他充分发挥自己文笔上的优长，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回忆、感恩，再加自我介绍的文章，那种感情既像臣子对皇帝，又像慈父对孩子，既情真意切，又大方得体。
好不容易回到京城的夏竦非常清楚，此时这个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人，就是已经亲政的、28岁的皇帝。只有抓住了皇帝的心，他才会前程无忧，所以，他准备像当初侍奉太后和王钦若那样来侍奉仁宗。
不久，新的机会又来了。在夏竦担任三司使几个月后，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了，然后就开始在宋朝边境进行挑衅。边境拉响了警报声，仁宗决定派两名大臣前往陕西指导战事，其中一名就是夏竦。夏竦是个喜欢享乐的人，他只想待在京城，别的地方都不想去，何况去陕西督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差事。按理夏竦应该百般推托才是，然而并没有，他接受了这个苦差事，在凛冽的寒风中倦缩在锦帽貂裘中出发了。
夏竦为什么会接受这个既辛苦又危险的差遣呢？
首先，外出统军会获得硬核的升迁资历。这一年夏竦已经53岁了，在太后刘娥主政时期，他最高坐到了参知政事的位子，本来再熬一熬就可以做宰相了，结果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夏竦又滑下去重新往上爬，现在爬到了三司使，再往上是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使，然后才是宰相。他之前已经担任过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如果这次能在西北立下军功，说不定就可以跳过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直接升任枢密使，那离宰相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其次，此时去西北可以获得更多来自皇帝的信赖和宠爱，这对他跨越式升迁是非常有帮助的。在以前，夏竦还需要突破另一个阻力，那就是吕夷简。吕夷简把持朝政多年，对有能力登上宰相位置的人百般提防，夏竦就是其中之一，但前一年吕夷简被罢相了，到外地去了，夏竦只需要盯住皇帝一个人，为君分忧，获得皇帝更多的好感，就可以青云直上了。所以，即便西北苦寒，夏竦也要去。
西北建功
夏竦在西北战场表现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像王素信中所说的“实解朝廷西顾之忧”呢？
一些官员对夏竦在陕西的表现给出了不太好的评价，比如，说他畏首畏尾，不肯积极进攻，又说他没有担当，没有主见，只是复制别人的观点，还有人批评他将歌伎带进军营，扰乱军纪。这些批评有些是事实，有些却是一面之辞，比如夏竦抗击西夏是否积极，就要具体分析了。
范仲淹主张加强防守，反对主动出击，是在康定元年（1040）西夏正式发动对宋朝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之后。而夏竦去陕西是在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西夏刚宣布建国时，当时宋朝内部就产生了是该主动进攻还是以防守为主的争论。夏竦的主张是不能主动出击，只在西夏入侵时进行反击，这使得一部分人开始批评他怯懦惧战。那夏竦为何持这种主张，是真的怯懦惧战吗？
夏竦熟知西夏前史和太宗、真宗与西夏交战的历史。西夏的前身是自唐朝延续下来的定难军，到太宗时，党项首领李继捧主动交出了定难军的权柄和地盘，但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拒绝归附宋朝，他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想要抢回原来定难军的地盘。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太宗朝和真宗朝，李继迁从一个只有十几名随从的小伙子成长为拓地千里的西北王。这期间，宋军与李继迁多次交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太宗集结五路大军，试图一次消灭李继迁，结果以失败告终。
为了让朝廷理解自己的主张，夏竦把这段历史详细地写在奏章里，他说李继迁弱小之时，太宗都拿他没办法，真宗吸取了太宗朝的教训，不再幻想消灭李继迁，只是下令宋军严守边境。现在西夏发展到第三代，比李继迁时强大多了，而宋朝的军力却大不如前了，此时主动出击怎么能有胜算呢？况且主动出击的话，攻入西夏境内多少合适呢？如果进攻不够深入，等宋军退了，西夏人又回来了，没有意义；如果足够深入，直捣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就必须跨过黄河，那就需要建造足够多的大船，这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主动出击并非良策。
夏竦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后来范仲淹来到陕西，范仲淹的观点和夏竦基本一致，但依然没有说服朝廷，直到宋军与西夏的两次作战均告失败，宋朝君臣才清醒认识到西夏军的实力，认可了只防守不进攻的“守策”。所以，批评夏竦怯懦惧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与范仲淹相比，夏竦确实不够有担当，立场也不够坚定。当“攻策”在朝堂占据上风时，范仲淹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想办法扭转局势，而夏竦却放弃了。
当时在西北戍边的士兵大多是来自京城的禁军，被称为“东兵”，夏竦觉得东兵不擅长西北的山地战，不耐寒暑，还比较骄横，工资又高，不如在陕西本地招募一部分土兵代替东兵。土兵熟悉本地地形，花费也少，等以后战争结束了，东兵撤走了，这些土兵还可以继续戍边。夏竦的这项建议是很值得考虑的，但在某些官员表达反对意见之后，夏竦也不坚持，所以这项建议就没施行。
虽然主张屡屡不被认可，但夏竦也不特别介意，反正他还是战区的最高领导，胜了有他的功劳，败了也不能怪他。夏竦真正萌生退意，是从一位大臣进驻陕西开始的，这位大臣名叫陈执中。陈执中比夏竦小五岁，才学远不及夏竦，但工作能力非常强。与夏竦相似的是，陈执中也是通过恩荫进入仕途，也是仁宗的“东宫旧人”，也是除了仁宗之外谁的大腿都不抱。陈执中被任命为夏竦的副手，两人待在同一个指挥部，虽然同为仁宗面前的红人，但两个人个性都很鲜明，谁也不服谁，很快就陷入了内耗状态。
为了缓解两个人的矛盾，仁宗当起了和事佬，不让他们再待在一起，让夏竦驻扎鄜州，陈执中驻扎泾州，但两人难免会有工作上的交集，还是经常擦出火花。此时夏竦在战区已经差不多三年了，一个任期快满了，资历也混得差不多了，就不想再跟陈执中纠缠了，开始向朝廷申请解除兵权。夏竦赴西北之前曾担任三司使，被解除兵权之后，按理应再次回朝，并得到升迁，可结果却是他先被调任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再调任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这是为什么呢？
夏竦没能回朝，很可能跟吕夷简有关。就在前一年的五月，吕夷简再次回朝担任宰相，为了巩固自己失而复得的相位，他还成功地将占据副宰相、枢密副使、三司使之位的“天圣四友”一齐挤出了京城。对于夏竦这个多年的老对头，吕夷简以前就百般拦截，现在夏竦有了军功，吕夷简更是要严防死守，绝不能让他回朝。
夏竦没能回朝，他是非常委屈的。到达河中府后，他在写给皇帝的谢表《河中府到任谢上表》中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辛苦和委屈：
“事两朝攀仕途者四十春，陪时政者十五祀，大劳虽阙，薄效粗陈……寝食外亏，精爽中耗，毒炭熏目，双瞳斗昏，边风切肌，两臂将废。惧戎谍之窥间，常力疾以治戎，夙夜在勤，人神可谅。”
他说自己作为两朝老臣，进入仕途四十年，成为宰辅大臣也十五年了，又在晚年时到西北戍边，丝毫不敢懈怠，几年劳心劳力的疆场生涯让自己的身体严重透支，落下一身病。
到达蔡州后，夏竦在《蔡州到任谢上表》中继续陈述自己在边疆的辛苦：
“肇谋器备，创设规模，经始关防，召募军旅，居则饮食无暇，出则昼夜兼行。”
意思是：谋划打仗需要的各种器械设备，创建各种规章制度，经营边关防卫，召募士兵，在驻地时经常忙得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外出巡边时也都是昼夜兼行。
换作一般人，在给皇帝的谢表中很难写出这种自我表扬、自我感动的话，但夏竦就可以毫无负担地倾诉出来。在他的笔下，一个尽职尽责、忠君爱国的贤臣形象，和一个被边塞的苦寒劳累折腾得两眼昏花、两臂将废的迟暮老人形象跃然纸上。这满纸的辛劳和委屈，相信仁宗看到之后不可能不动容。
夏竦的这番说辞也并非全然自我标榜，他在陕西的三年间，宋军实力大增，国防能力大大加强，城寨堡垒的建设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都取得明显成绩，虽然这与范仲淹和韩琦等人的“夙夜劳苦”是分不开的，但夏竦毕竟是战区最高领导，他也是做出很大贡献的，所以王素恭维他“一方安肃，实解朝廷西顾之忧”也是没错的。
面对夏竦的辛劳，仁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给了他很“硬核”的封赏。
夏竦被派往陕西时从户部尚书改授奉宁军节度使，只负责陕西四路中的两路，“三川口之战”后，陕西四路全部交由夏竦负责。一年半后，夏竦晋升为忠武军节度使。虽然都是节度使，但节度使也有高下之分。在宋代早期，忠武军节度使是不会随便授出的，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时被授予过忠武军节度使，所以只有军功特别大的将领才会得到这个头衔，比如开国元勋曹彬、平定后蜀的王全斌、平定南唐的潘美等，后来的宋神宗在即位前也被授予过忠武军节度使。夏竦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军功，却能得到这个头衔，说明仁宗对夏竦是真宠。
半年以后，仁宗又授予夏竦宣徽南院使的头衔。宣徽南院使的地位仅次于枢密副使，对于在外领兵的将领来说，这个头衔已经是极致了，曹彬、潘美等开国元勋以灭国的军功才能得到此头衔，而夏竦节制的宋军在抵御西夏时一战未胜，却能得此头衔。即便夏竦被解除兵权，调任河中府和蔡州，他“宣徽南院使”和“忠武节度使”的头衔也未被免去，仁宗对夏竦的恩宠可见一斑，这与王素信中所说的“前迓宠数，少慰门人之望”是相符的。
夏竦的“黑化”
在夏竦调往蔡州的第二年，吕夷简因病重罢相，或是他幡然醒悟，抑或是怕以后被夏竦清算，吕夷简去位之前竟然推举了夏竦担任枢密使。这个提议得到了仁宗的支持，所以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这就与王素信中说的“想进用之命，不出旦夕”合上了。
蔡州离开封很近，夏竦收到任命诏书之后无比兴奋，连夜直奔开封。但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到了城门外却被拦住了，仁宗令他原路返回，还把言官们弹劾他的奏章都拿给他看。夏竦读着仁宗写给他的信和言官们的奏章，悲愤交加。他在西北苦熬了三年，又因为吕夷简的阻拦在地方上憋屈了两年，现在终于见到了曙光，又被言官们给拍灭了。
返回蔡州的夏竦彻底“黑化”，他要复仇，他要报复，他要将那些弹劾他的人一个一个扳倒，甚至要将他们挫骨扬灰。
此时仁宗想要进行改革，而那些阻拦夏竦上位的人，主要就是改革派官员，所以夏竦将矛头对准了“庆历新政”的改革派。此时改革派势头正盛，夏竦知道凭自己一己之力很难撼动他们，就开始四处联络那些反对改革或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官员，甚至使出了他之前就用过的一招——勾结内侍。
新政的举措主要是整顿吏治，罢免了很多不称职或无能的官员，新上了很多有能力的官员，这让夏竦看到了机会。之前吕夷简任宰相时，任用了很多自己人，范仲淹因此带头弹劾吕夷简任人唯亲。现在范仲淹主持新政，在反对派看来，范仲淹也任用了很多自己人，于是夏竦就开始散布改革派勾结朋党的言论，并让内侍蓝元震在仁宗耳边吹风，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这四个人曾被蔡襄写诗称为“四贤”，现在“四贤”得势，把蔡襄也拉进谏官队伍，这明显就是以国家爵禄回报私恩，现在他们打着新政的名义批量任用自己人，照这种趋势下去，不出二三年，朝堂内外全都是他们的人了，这太危险了。
这话引起了仁宗的警觉，但仁宗并未对改革派动手，只是继续观察。夏竦见这招没有奏效，就想出了更狠的一招，他要诬蔑改革派谋反，致他们于死地。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夏竦找人模仿国子监讲师石介的笔迹，然后修改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封信，诬蔑石介和富弼等人准备废帝另立，还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了废立诏书。
为什么夏竦要模仿石介的笔迹呢？一是因为石介是范仲淹的学生，二是因为石介曾撰文公开批评他。在夏竦被罢免枢密使之后，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褒贬大臣，其中夏竦就是石介痛贬的大臣。不仅夏竦看了之后愤恨不已，就连范仲淹和韩琦看了这篇颂之后也对石介如此耿直的言论不满。范仲淹说“为此怪鬼辈坏了也”，韩琦也说“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坏”。没想到被他们说中了，夏竦真就拿石介开刀来攻击改革派。
伪造完证据之后，夏竦就派人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仁宗。仁宗并不相信范仲淹、富弼等人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既然不信，那就应该惩罚诬陷忠良的人，可仁宗也没有处理夏竦。不仅不处罚，半年之后，夏竦还得到了封赏，被加授资政殿大学士。看来仁宗对夏竦的委屈心情是非常理解的，可是能对夏竦宽容到如此程度，允许他这样胡搞，还给他升职，也真是把夏竦当做自己心腹而无原则宠爱了。
被扣上“谋反”的大帽子之后，范仲淹、富弼、石介不敢再待在中央，就相继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可夏竦不解气，还要继续追打。一年之后，石介病逝，葬于老家兖州，兖州在当时属于京东西路，而富弼正担任京东西路安抚使。恰逢徐州狂人孔直温利用宗教引诱军士叛变，孔直温曾跟随石介学习，官府在孔直温家中搜出了石介的书信。夏竦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他将石介、富弼、孔直温联系起来，诬陷石介并没有死，而是以假死的方式避人耳目，然后奉富弼的指令秘密前往辽国，与辽国密谋起兵反宋。
夏竦给改革派扣的“帽子”越来越大，朝廷接到夏竦的举报后，不敢轻慢，就派京东路的提刑官和兖州知州杜衍前去核查石介是真死还是假死。石介作为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讲师，在学界有极高的威望，是宋朝理学的先驱，知州杜衍不想对石介开棺验尸，于是他冒着极大风险担保石介已死。杜衍之前曾担任宰相，他的担保还是很有分量的，朝廷就信了。为了以防万一，朝廷还是把正在巡视边疆的范仲淹和富弼全部罢了安抚使的军职头衔，只让他们担任知州。
夏竦对改革派的谋反指控没有得到证实，可他不仅没有受罚，反而被加了“同平章事”的头衔，这个头衔一般是宰相才有的。
庆历七年（1047）三月，夏竦被调回朝廷担任枢密使，终于实现了他多年前的梦想。其实仁宗是想让他担任宰相的，但由于陈执中也担任了宰相，而且是首相，有谏官就说夏竦与陈执中素来不合，不能让他二人同时担任宰相，于是夏竦就担任了枢密使。
成功登上枢密使之位的夏竦依然对富弼、石介等人紧追不放。他之前诬蔑富弼、石介勾结辽人谋反，但后来北国边境安然无恙，夏竦的指控不攻自破。他当上枢密使之后，继续编造谎言，说富弼之前勾结辽人不成，又在登州、莱州的金矿组织了数万矿工准备作乱，希望朝廷这次一定要将石介开棺验尸，看他到底死了没有。
虽然大家都知道夏竦是在公报私仇，但毕竟此事干系重大，没人敢站出来替富弼和石介说情。仁宗也顺水推舟，安排内侍带着诏书前去石介老家验尸。负责开棺的提刑官反问内侍，如果开棺之后发现石介确实已死，那该怎么收场？内侍不知如何回答。提刑官又说，丧葬之事不是一家人能搞定的，必然是很多人一起办的，所以只需要将办丧事的所有人都召过来问话，如果大家都说石介已死，那就让大家一起签保证书，这样也就可以交差了。内侍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就照这样做了。内侍回宫后将调查报告上报仁宗，仁宗看后才相信石介确实已死，也就放心了。
既然确定石介已死，那夏竦就是诬陷，可仁宗依然没有对夏竦采取任何惩罚措施。有言官看不下去了，就上奏挑明此事，说石介的事从头到尾都是夏竦在公报私仇，蒙蔽圣听，搞得朝堂上下议论纷纷，希望陛下能明白夏竦的险恶之心，不要再对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人的忠心有所怀疑，不要再继续追究石介是否真的已死。
可是，难道仁宗真的不明白这些事是夏竦在背后捣鬼吗？还是他自己也对改革派有疑心，所以就借夏竦的诬蔑之词来查清这背后到底有没有猫腻呢？这恐怕只有仁宗自己才知道了。
忠奸何辨？
虽然仁宗屡屡对夏竦放纵甚至袒护，但言官们却不想放过夏竦。在夏竦担任枢密使大约一年之后，皇宫里发生了侍卫叛乱事件，保卫宫城的皇城司官员全部被贬且外放，唯独杨怀敏被贬官后仍然担任皇城司的领导。由于夏竦一直与杨怀敏关系密切，言官们认为是夏竦故意放杨怀敏一马，便开始攻击夏竦，把他以前干的坏事都翻出来，希望仁宗罢免他。
几天之后，京城突然发生地震，仁宗吓坏了，这才觉得言官们说的话很严重，于是就宣称是夏竦奸邪才导致天变，赶紧命翰林学士起草诏书，将夏竦外放。夏竦不想离京，请求仁宗给自己一个学士职名，留在皇帝身边，但言官们不答应，坚决请求将夏竦外放，仁宗这次终于没有再袒护夏竦。
第二年八月，夏竦以生病为由申请回京寻医治病，可是除了仁宗之外，几乎没人相信夏竦是真的病了，总觉得他又在玩一个什么阴谋诡计，目的就是想窜回皇帝身边,伺机重回高位，所以大家共同抵制他回京。最后，夏竦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朝政，只是回京治病，这才得以回京。
两年后，66岁的夏竦病逝。仁宗准备赐他谥号“文正”，担任礼院领导的司马光说夏竦没有资格使用“正”字，另有其他官员也支持司马光的观点，仁宗只能改谥他“文庄”。夏竦下葬那天，仁宗亲自前去送葬，他命内侍揭开盖在夏竦脸上的布帕，只见夏竦面容枯槁，一副久病不愈的模样。仁宗既伤心又生气，对周围人说：“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还说他是诈病！”虽然仁宗对夏竦心生怜悯，但很多人都说这是夏竦的报应，谁让他当初总想对石介挖坟开棺呢。
夏竦死后的第二年，宗室子弟赵克继将夏竦生前收集的古文韵六卷呈送给仁宗，这相当于一套古代音韵学著作。仁宗看着这套著作，感慨颇多，或许这又让他想起了当初自己跟着夏竦学习的时光。仁宗对辅臣们说：“宗室成员中喜欢研究学术的人很少，唯独克继喜欢研究文字学，应该好好奖励他。”然后，仁宗命人将夏竦这套著作放在皇宫的藏书馆中。
